前 言:推荐来自法纳刑辩律师,对广州地区的受贿罪案件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,该报告获得好评。为了更深度地研究贿赂犯罪,同时考虑到行贿罪与受贿罪属于对合犯罪,广东法纳川穹律师事务所今日推出《广州地区行贿罪大数据报告》,从另一个角度探析广州地区的贿赂犯罪,以期对刑事辩护律师开展更有效、更精准的辩护有所帮助和启发。本次报告的案例基础数据主要来源于聚法案例数据库,选取了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域内2006年-2016年期间的142份行贿罪裁判文书,从行贿主体基本情况、行贿对象、律师辩护意见采信情况及二审案件审理情况等维度进行分析,并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对比研究后,最终形成本报告。

一、广州地区行贿案件基本情况

(一)行贿人员行业和职务情况 ——工程相关行业是行贿案件高发区

通过检索行贿人员的行业和职务,可看出工程、业务招投标领域是行贿罪案发重灾区,为了承揽工程或业务向相关负责人行贿的人员占据被分析样本的65%以上;其次是医药、医疗设备销售代表,占比高达7%; 位列第三的为被拆迁户,占比4.2%;而房地产商、房屋中介占比3.5%。

(二)受贿人职务分布——以国家公务员为主,基层党政负责人为受贿主力军

根据统计,受贿人为公务员的共66件,占比46.47%;受贿人为国企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共69件,占比48.59%。

在公务员中,基层(街道、镇街)党政负责人为受贿主力军,与工程建设、房地产开发有关的国家机关部门(如规划、建设、国土部门以及拆迁部门)也是受贿重灾区。
另外,公检法部门人员涉及受贿的数量也占有较高的比例。此三类占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受贿人总数的近七成。该结论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所形成的结论基本可以吻合。
而在国企、事业单位人员涉及行贿案中,医院、学校为受贿重灾区,占国企、事业单位受贿人员总人数的42%。

二、广州地区行贿案件中行贿对象、行贿数额、行贿原因、取保候审统计分析

(一)行贿对象 —— 以传统的纯现金方式占比最大

根据统计,行贿案件中,以纯现金形式行贿的有130件;现金+购物卡形式的有5件;股权方式行贿的有2件;通过银行转账完成行贿的有2件;以现金+实物形式行贿的有3件。

(二)行贿数额 —— 主要集中在3万-20万、20万-100万两个区间

根据统计,行贿数额在3万元以下的有4件;行贿数额在3万元不满20万元的有82件;行贿数额在20万元不满100万元的有45件;行贿数额在100万元不满300万元的有9件;行贿数额超过300万的有2件。上述数据与受贿罪大数据报告中的受贿金额数据基本吻合。

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,在本次分析样本中,行贿数额最高的行贿人为某家律师事务所的前律师。该被告人为了取得良好案件效果,在前后长达10几年间,多次行贿某法官,总金额达600多万元。

(三)行贿原因分析 —— 多为承揽或投标工程项目而行贿,其次为销售或医疗设备而行贿为承揽或投标项目、工程或优质地块: 94件为销售医药或医疗设备:10件为犯罪或违法逃避惩罚: 3件

为少缴或不缴社保: 3件

为多拿征地补偿款或青苗费: 6件

为取得特许经营资质: 3件

为承租低价或优质物业: 5件

为避免违章建筑被拆除: 3件

为取得购房资格违法过户:3件

其他原因: 12件

(四)取保候审情况

1、取保情况 —— 取保成功率高达65%

行贿罪中,成功取保的案件有92件,未能取保的案件有50件。从数据上分析,行贿罪的取保成功率较高,可达65%。

这跟受贿罪的取保成功率恰好相反。在受贿罪大数据报告中,受贿罪取保候审成功率不到37%。

2、取保机关 —— 以检察院批准取保为主。

根据统计,92件批准取保候审的案件中,检察院批准取保候审的有71件,占77.17%;法院批准取保候审的有2件,占2.17%;检察院和法院同时批准取保候审的有19件。其中有1件的犯罪嫌疑人先被检察院批准取保,后又被检察院以违反取保候审的规定刑事拘留。

三、广州地区行贿案件刑事责任情况分析

(一)定罪量刑的总体情况

142件行贿案件中,无罪的只有1件;免于处罚的只有1件(主要原因是行贿金额小,且主动交代罪行);判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40件;判处1年以上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87件;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有12件;而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只有1件。

(二)缓刑情况

在被分析的样本中,缓刑案件比例高达80.2%。3年以下有期徒刑共129件,其中判处缓刑的有114件,占据刑期在3年以下案件的88.37%。

(三)取保候审与缓刑的关系

一般来说,取保候审的案件都可以判处缓刑,本次分析样本中,92件被取保案件中,90件经法院审理后被判处缓刑;1件被免于刑事处罚;1件被判处实刑

(四)行贿罪与受贿罪量刑对比

从这一组定罪量刑数据来看,虽然行贿罪与受贿罪为对合罪,但是从数据上明显的体现,国家对于受贿罪的惩处力度远远大于对于行贿罪的惩处力度。

(五)数罪并罚

在142件案件中,涉及数罪并罚的案件为14件,占比9.85%。而在14件涉及数罪并罚的案件中,同时犯受贿罪的有8件,占比57.12%;同时犯贪污罪的有1件,占比7.14%;同时犯挪用公款罪的有1件,占比7.14%;同时触犯其他罪名的为4件,占比28.6%。

(六)自首、立功对量刑的影响

自首、立功对量刑有重大影响,但是自首、立功在行贿罪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大大提高了缓刑的几率。在行贿罪案件中,自首案件多达107件,未自首的为35件。存在自首且法定刑在3年以下的,90%可以判处缓刑。被认定为立功的案件数量极少,在142件中,只有5件被认定为立功。一旦被认定为立功,对量刑极为有利。

四、广州地区行贿案件辩护情况及辩护意见采纳情况的相关统计分析

(一)行贿案件聘请律师的基本情况

在142件案件中,聘请律师的案件为99件,高达69.7%,远远高于全国的刑事辩护率25%。而在聘请律师的99件案件中, 有2位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有45件,1位律师作为辩护人的有54件。

(二)律师辩护意见被法院采信的情况

在99件有辩护人的案件中,除极少数案件外,辩护律师对定罪大多无异议;辩护律师的意见主要集中在量刑,辩护意见主要如下:五、广州地区行贿案件中二审审理情况

为更好地了解行贿罪的二审现状,我所特意下载了威科先行、聚法、无讼、裁判文书网等几个数据库内现有的广州地区的全部行贿罪二审文书,并通过逐篇筛选,删除重复文书,最后收集到35份有效裁判文书,从改判情况、改判原因等多维度进行分析。(一)二审启动原因二审启动的原因主要有3种:1、被告人上诉,33件;2、公诉机关抗诉,1件;

3、被告人上诉和公诉机关同时抗诉,1件。

(二)二审审理结果

二审维持原判 20件;准许撤回上诉或抗诉 3件;发回重审1件;直接改判11件。

从目前的数据看,改判率相对比较高,超过30%。但鉴于本次收集的样本数量有限,尚无法确认该数据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。

(三)上诉原因分析 

在33件因上诉启动二审的案件中,上诉原因主要如下:

(四)改判情况及改判理由分析

1、二审改判中,改判不构成行贿罪,构成共同受贿罪的1件;免予刑事处罚的1件;刑期不变,改判缓刑的2件;其他7件均是改判量刑。

2、减轻刑期幅度 【调低幅度=(一审刑期 - 二审刑期)/一审刑期*100%】

改判减轻量刑的7件案中,减轻幅度最高的为60% ,由一审的5年改判为2年。减轻刑期幅度最低的为20%,由一审的5年改判为4年。减轻幅度在20-30%的为3件;减轻幅度在30%-50%的为1件;减轻幅度在50-60%的为3件。

3、通过分析11份因上诉而改判的裁判文书,改判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:

(1)直接以一审量刑过重减轻刑期 7件,占比63.6%;(2) 一审遗漏确认自首事实,二审改判缓刑 1件 ;(3)数罪并罚中,不构成行贿罪,构成他罪 1件 ;(4)一审查明数额有误,二审予以调整 1件;(5)因上诉人身体原因,改判缓刑 1件。

(五)公诉机关抗诉情况
在本次分析样本中,公诉机关提起抗诉的案件有2件,1件以公诉机关撤回抗诉结案;1件是由于抗诉机关认为一审法院定罪错误,对被告人判处了轻罪,量刑过轻。二审法院支持了公诉机关的抗诉,予以改判,但因该案被告人提出上诉,后二审法院在定罪上支持了抗诉意见,量刑反倒有所降低。(六)小结 

通过分析二审审理情况,二审案件有几个特点:

1、只以不构成行贿,而是正常经济来往作为主要上诉理由的,二审驳回上诉的可能性非常高,无罪辩护难度非常大;

2、 如以量刑过重,数额有异议作为主要上诉理由的,二审法院予以改判的可能性相对较高,但是判决书也未能详细说明改判原因,更多依赖于二审法官的自由裁量权;

3、在新旧法律变更时,辩护人要善于利用从旧兼从轻原则的角度为被告人争取权益。

   六、结论

通过对行贿罪和受贿罪进行大数据对比分析,2种罪名在实务中的共同点:1、自首比例高;2、辩护率高;3、行贿数额和受贿数额是控辩双方的重要争议焦点;4、辩方主要做罪轻辩护。

同一案件中,行贿案件的处罚力度相对轻于受贿案件,行贿案件的取保和缓刑条件相对较宽松。作为行贿罪案件的家属,如需取得良好辩护效果,应尽量在侦查阶段聘请律师,争取更多取保候审的机会。